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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足球起源于英国，战争后传入中国，在香港和上海得以率先发展，随后逐渐在全国普及。近代中国的足球运动受西方尤其是英国影响甚深，其中英国绅士所提倡的体育活动中的“业余主义”在当时的国际体育界备受推崇，传入中国以后也并不例外，由此定下了近代中国足球业余性的基调，并且推动了足球运动在中国的普及。业余足球在近代中国的发展经历了西人足球、学校足球、社会足球等几个阶段。在此过程中，业余主义所提倡的公平竞争、重在参与等体育理念与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相融合，逐渐升华成为一种符合近代中国国情、有益于中国足球发展的体育精神。

　　1863年10月26日，英国足球协会在伦敦成立，并统一了足球规则，这一天也被认为是现代足球的诞生日。战争以后，英国侵占我国香港，现代足球由此传入中国。19世纪末，足球被纳入洋务学堂和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其后，北京、上海等地的高校开始定期举办校际足球比赛。20世纪20年代，足球俱乐部如雨后春笋般在上海涌现，让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足球黄金时期已然到来。随着全国性足球运动的开展，足球逐渐成为国内最普遍的运动。足球在近代中国的热度比之如今毫不逊色，并且代表着当时的亚洲最高水平。同样令人骄傲的是，不同于欧洲、南美洲球员称霸的当今世界足坛，活跃于近代中国足坛的球员李惠堂在1976年被联邦德国的一家权威杂志评为“世界五大球王”之一，也代表着亚洲球员的最高水平。

　　然而学界却历来较少涉及对近代中国足球运动的研究。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体育运动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一些体育史、足球史著作相继出版，主要记述中国近代足球运动的发展过程和重大事件。足球题材的论文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对足球史著作的提取与简化，其他比较常见的话题还有“足球之乡”梅州、对李惠堂生平及其足球理念的研究等，总体而言研究视角比较单一。

　　比较少为人知的是，近代中国的足球运动，不论是早期盛行的校际足球联赛，还是足球逐渐普及以后发展壮大的联赛、杯赛以及地区性、全国性乃至国际性足球比赛，都属于业余足球的范畴。这也是中国近代足球运动与现代足球运动之间最大的不同之一。不仅仅是在中国，“业余主义”在世界体育运动的发展历程中曾经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影响深远。只有对业余主义进行全面深入的了解，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近代中国足球运动的业余性，包括其形成的原因与产生的影响等各个方面，从而进一步加深对于近代中国足球运动的研究。

　　“业余”，也就是英语中amateur这个词，按照《韦氏词典》的定义，是指“出于兴趣从事艺术、科学、体育等活动，而不是将其作为职业的人”。其来源于拉丁语中的amator，本意是指喜爱和保持喜爱的人。因此，体育运动中的业余主义者是指因为对体育运动的喜爱而参与的人。汉语中将amateur翻译成业余，意思是非专业的，与“职业”一词相对应，看似准确，其实却失去了“喜爱”这层含义，而这本该是帮助我们理解业余主义的关键所在。

　　体育运动中的业余主义是指不以获取任何形式的报酬为目的，自觉遵守比赛规则，公平比赛，相互尊重。自19世纪起，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为首的英国高等院校开始推广以“公平竞争”理念为核心的现代体育精神。公平竞争意味着不仅需要遵守比赛的规则，还需要尊重比赛的内在精神。这种“平和而无恶意的竞争”，史称“业余主义思潮”。

　　然而业余主义并不单纯是一种体育精神，它又被称为是绅士的业余主义，是英国社会等级在体育运动中的缩影。19世纪前半期，体育俱乐部是以贵族和资产阶级为主体的绅士们聚会的场所，下层人民付不起俱乐部的费用，也没有资格进入其中与绅士们平起平坐。19世纪中后期，中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逐渐得到改善，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参与体育运动，竞技水平也随之迅速提高，开始在比赛中对绅士们构成一定的威胁。绅士们想要维持自身的体育优势地位，需要采取措施限制下层人民参加体育运动，因此制定了体育运动的业余主义。首先，业余主义禁止体育运动的参与者获取任何形式的报酬，这对绅士们并没有什么影响，但却为普通百姓参与体育增加了难度。想要在任何运动中取得成功都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运动装备和场地也是必需品。普通百姓不但很难承担体育运动的相关成本，付出换不来物质收获也容易降低他们的参与热情。其次，业余主义是资产阶级文化理念和传统贵族价值观相融合的结果，它所强调的公平竞争原则、体育礼仪等内容对体育参与者的品格风度和道德水平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这也是下层人民很难具备的。听起来当然很不公平，毕竟绅士们有条件接受良好的教育，也不容易受到金钱的诱惑而在比赛中舞弊犯规，但下层人民组织参与的比赛秩序相对混乱、比赛质量不高也是不争的事实。

　　业余主义的阶级局限性与历史局限性显然不是本文的研究重点。虽然在近代中国足球发展初期，参与者也大多出身中上层阶级，但中英两国的社会环境还是存在明显的差异性。我们所要关注的是业余主义之于现代体育发展的意义与影响。业余主义所提倡的公平竞争、重在参与等体育精神延续至今，对体育运动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此外，业余体育俱乐部是推动现代体育蓬勃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组织比赛、训练、制定和完善体育规则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提高了体育竞技水平。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时，就将业余主义写入了《奥林匹克》。然而如同《奥林匹克》此后又经历了多次修订，业余主义的内涵也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演变，其地位与影响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些我们将于下文中进行讨论。

　　正因为业余主义思潮的流行，足球运动于1863年诞生时只有业余足球这一种形式，此后业余足球也一直是足球运动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国际足联在2006年进行的一次调查结果显示，全世界约有2.3亿业余足球运动员，这无疑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字。举凡足球强国，无不具备十分强大的业余足球基础。然而在当今中国，业余足球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相反我们过分追求竞技足球成绩，却又因为缺少完善有效的足球人才培养体系而事倍功半。业余足球如今的境遇着实有些令人不解，因为其在近代中国足坛的地位可谓至关重要。近代中国足球运动的主体就是业余足球。

　　足球运动传入中国以后，经历了西人足球、学校足球、社会足球等几个阶段，其业余的性质从未改变。其中上海足球可谓研究近代中国足球运动的主要对象，因为上海作为近代中国最早开设租界的门户城市，在社会生活各方面深受西方影响，是近代中国最早开展足球运动的城市之一，仅次于香港，曾有着“中国足球摇篮”“远东足球重镇”之称。1850年，英侨在南京东路开辟了一个抛球场，在球场内练习足球，这是上海最早出现的足球运动。1867年11月，上海西人成立了一个足球俱乐部，并制定了一些足球规则，每年10月至次年4月组织会员进行足球比赛。后来根据会员各自的单位分裂出不同的球队，例如海军足球俱乐部、警察足球俱乐部等。1902年，上海足球会成立，中国人称之为西人足球联合会，简称西联会。1907年11月，以上海足球俱乐部为首的六家俱乐部加入了上海足球联赛，在赛季末根据各自在整个赛季的比赛中取得的积分决定联赛冠军，已经与当今的主流联赛十分接近。可以说，随着西联会正式足球联赛的举办，西人在上海开展的足球运动已步入正轨。这些足球俱乐部的会员有军人，有警察，还有工程师等，只是由于对足球的喜爱而聚集在一起进行交流切磋。

　　中国学生对足球的接触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内地最早一批成立足球队、进行足球比赛的学校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洋务运动后兴起的新式学堂，比如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上海吴淞商船学堂等；另一种则是欧美各国在中国设立的一些教会学校，其中就包括当时校际足球赛的两大巨头——圣约翰书院和南洋公学。圣约翰是上海足球运动的先驱者。1890年5月20日，圣约翰书院首次组织运动会，足球已被列为竞赛项目，这是华人最早的足球比赛。1896年，圣约翰书院成立了校级足球队，这是上海华人组织的第一个足球队。1902年起，圣约翰南洋每年举行足球对抗赛，开创了上海华人足球公开比赛的先河。每至两校比赛，观众极多，热闹非凡，两校互有胜负，赛况激烈。据一些老南洋师生所说，那时的校长唐文治，是清代翰林出身，却能一反腐儒们的偏见，十分重视足球。球队训练时，他经常到场巡视，出征会亲自督战，战罢归来，不论胜负，都要训话一番。有两次南洋比赛失利，他回校后竟抱头大哭，可见其热心程度了。1914年5月，华东各大学体育联合会宣告成立。最初的成员有圣约翰、南洋、沪江大学、东吴大学、金陵大学以及之江大学，俗称“华东六大学”。复旦大学和东南大学于1920年加入。华东各大学体育联合会自成立起至1925年，共举办了11届足球锦标赛，各校足球技术都得到了普遍提高。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由于圣约翰校长卜舫济多次干涉和压制学生的爱国行动，师生们愤而离校，另建光华大学，也就宣告了华东大学运动会的终结。1926年，江南一些大学的爱国师生们组建了“江南各大学体育协会”，成员包括光华大学、南洋大学、复旦大学、持志大学、暨南大学和中国公学，没有教会学校的参加。其中足球锦标赛作为重点项目每年举办，直到1937年因为抗战爆发而中断。综上所述，受洋务运动影响，并在教会组织的推动下，业余足球运动在江南，尤其是上海的学校内广泛开展。

　　足球运动从学校走向社会的标志是1904年香港华大足球会的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业余足球会，1908年改名为南华足球会。南华是我国当时实力最强的球会，多次出访南洋各国，战绩显赫。队中有许多近代著名足球运动员，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球王李惠堂。上海市公共体育场，也是上海国人自建的第一个公共体育场于1917年落成以后，足球爱好者们有了自己练习和比赛的场地，业余球队纷纷涌现，比如共和、乐群和博爱等队。但这一时期的球队并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场所和经济来源，还称不上是正式的球队。直到1923年，上海房地产巨擘程贻泽独资组建了上海华人第一个正式的业余足球会——三育体育会。上海业余足球运动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是上海中华足球联合会（简称中联会）于1924年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简称协进会）总干事沈嗣良的主持下成立。中联会自成立起直至抗战爆发，每年举办中华足球联赛。但华人球队取得西联会联赛资格的过程仍然十分艰难曲折。直到1926年，北伐革命军胜利，人心振奋，西联会执委才以9：8的投票结果勉强通过决议，允许三育参加1926—1927年的西联会甲组联赛。遗憾的是，三育虽然在赛季初连胜两场，但是随后就因程贻泽被绑架事件遭受重大打击，高价请来的名将纷纷离开，实力一落千丈。不过在随后的1927—1928赛季，乐华队以10胜1平1负的辉煌战绩，荣膺西联会甲组冠军，可谓华人开展足球运动以来的最大胜利。除此之外，乐华在史考托杯比赛中以4：1大胜九连冠的腊克斯队，首开华人球队战胜西人足球冠军队的记录。同样是这个一鸣惊人的赛季，乐华还获得了西联会国际杯和高级杯以及中华足球联赛的甲组冠军，由此开始书写球队的辉煌历史。1929年乐华由李惠堂带队前往英国交流访问时，伦敦的日报是这样评价他们的：“乐华是中国的一个秘密社团，他们的秘密就是怎样踢足球。”至此，随着乐华的崛起，上海业余足球运动的开展已经步入正轨，上海足球也进入了黄金时期。

　　近代中国各地区的体育运动发展很不平衡，在沿海地区和交通便利的城市开展较早、发展较快，而偏远城市和广大乡村地区很难接触到现代体育运动。1910年10月18日至22日，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组织了“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分为华北、华南、上海等五个赛区，设有高等学校组、中等学校组等三个组别，比赛项目包括足球、网球、田径和篮球四项。最后圣约翰勇夺学校组第一，上海获得团体第一，华南队夺得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足球冠军。中华民国成立后，协进会核准此次运动会为第一届全国运动会。这是全国性足球运动的起步。而协进会与业余足球的联系还不止如此。上文所提到的中联会就是协进会成立后的第一项工作任务。说到协进会这一全国性体育运动的领导组织，就不能不提到它的前身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实际上，协进会的英文名称China National Amateur Athletic Federation，直译的话就是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该会是由张伯苓与基督教总干事葛雷于1922年主持成立的，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体育组织。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成立之初有着长期的发展计划，并且是将其作为中国的奥委会组织来开展工作的。但是由于当时国内的政治环境，该会并没有取得合法的活动资格，此外由于重大场合上均由外国人代表中国发言而招致了国人的强烈不满，因此于1924年并入协进会，停止一切活动。之所以着重介绍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是因为它的主要活动都是围绕业余运动进行的，例如制定统一的业余运动比赛规则、改善业余运动员的运动条件、负责国际比赛时运动员的选拔等等。虽然存在时日短暂，其历史意义不容忽视。1926年2月18日，首届全国分区足球锦标赛在上海棒球场拉开了序幕。由于时值国民革命军北伐，只有华东和华南两个地区参加了本次比赛，华南队获胜，荣膺首届全国分区足球赛冠军。设有足球项目的全国运动会以及全国分区足球赛的举行，标志着中国足球运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足球代表队最早参加的大型国际性比赛当属第一届远东运动会。远运会可以说是亚运会的前身，自1913年起至1934年共举办了10届，由各国的基督教青年会发起和组织，每两年轮流在亚洲各大城市举办，上海承办了第二届、第五届和第八届。第一届远东运动会是在菲律宾的马尼拉举行的，当时的中国足球队成员主要来自已经解散的香港南华队，组队十分仓促，各项准备不足，导致比赛失利，菲律宾队最终夺取了足球锦标。但在此之后的九届远东运动会中，中国代表队都荣获了足球项目的冠军，这样优异的成绩在今天都是无法想象和超越的，充分证明了近代中国足球在整个亚洲的领先地位。1931年，中国正式成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成员，中国代表队终于有资格参加这项世界上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综合性运动会，与世界各国运动员切磋交流。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足球队参加了1936年的第十一届奥运会和1948年的第十四届奥运会。

　　值得一提的是，近代中国足球的业余性不光体现在球员身上，足球比赛的另一主体——裁判，在当时也是出于对足球的喜爱参与其中。正如近代著名体育家周家骐在书中所写：“吾人见裁判员登场执行职务，应该先要晓得他服务之目的。他不是为名，也不是为利，因为他或是过去之运动员，或是对于该项运动及规则上富有赏玩之兴趣者。故而在公余之暇，出来担任此义务职，作他舒筋活血之体格操练，代替其他损体耗费的消遣，正如古人之饮酒赋诗，同具闲情逸致，与所谓业余运动之意义无二者也。”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对于业余资格的认定十分严格。1930年公布的《业余运动规则》中是这样规定的：“凡从事于运动而其目的专为娱乐，及在身体上精神上交际上所得之利益，且只以运动为一种职业以外之消遣者，名为业余运动员。”并且禁止业余运动员收取比赛报酬、奖金，从事体育类工作，分得门票收入等行为。1937年协进会还对《业余运动规则》进行修正，条款由12条增至21条，要求更为详尽。《勤奋体育月报》曾经刊登过一则有关业余运动的《读者信箱》，其中有一个回答可以说体现了当时体育界对职业运动的看法。问题是这样的：“运动有业余与职业之分，究有何作用？”答曰：“职业运动，类似江湖卖艺者流，故宜提倡业余运动。”由此可见在当时的中国，职业运动是不光彩且不被承认的，这一点也符合英国体育界的主流趋势。例如，英国著名网球选手潘莱自述其保持业余资格原因有三，一是英国政府将收取高额税金，二是英国总会与上层人士将不以高尚之清客待之，三是妻子对职业运动的不认同。也正因为社会对于职业运动的不认可，球员一旦有受薪嫌疑就会陷入巨大的丑闻之中。1930年7月，乐华队原计划远征英国，为此商借陈光耀、曹桂成、梁荣德三人以增强实力，香港足球总会却从中搬弄是非，诬陷三人是职业运动员，结果英国足球总会拒绝乐华访英，并撤回邀请。后来虽然由于香港中华会和上海乐华会的强烈抗议，以及协进会的交涉，香港足球总会最终认错，并向三人道歉，乐华队却因此意外打击士气不振，队内名将星散，致使实力大降，声誉一落千丈。

　　然而尽管近代中国足球深受西方尤其是英国影响，对于世界体育界的潮流和风气的演变却是比较后知后觉的。在协进会不断强调业余资格的同时，国际足坛正经历着新的变革。正如业余主义是因为受到奥运会的认同而得以广泛传播，职业化对业余运动的冲击也与奥运会密切相关。1927年8月，国际足球协会联合会与奥林匹克委员会在一次会议中达成共识，将对奥运会选手比赛期间的收入损失进行补偿。这无疑是对业余运动员资格的挑战。因此，英国奥林匹克协会宣称奥委会此项决定越权，英国足球协会更是退出国际足联以示抗议。

　　但是英国足球协会的抗议也无力阻挡业余主义的边缘化。正如上文中所说，业余主义是英国社会等级在体育运动中的缩影，因此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以及工商业资产阶级地位的提高，英国社会更加趋向民主化和平民化，体育运动不再是绅士们的特权，业余原则也不再牢不可破。职业足球俱乐部的崛起开辟了一片未知的领域，对业余足球造成了严重的打击。随着大量商业资本的投入，职业足球俱乐部得以为球员提供更优厚的待遇，更完善的设施，和更高水平的竞技环境，他们还大规模挖角业余俱乐部的球员。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职业足球水平不断提高。就连当时英国著名的业余球队哥多林队都惨败给职业球队阿森纳队，人们也只得承认，业余足球与职业足球之间的差距已日渐悬殊。

　　不过职业足球的高竞技水平并不能掩盖其存在的问题，随着足球商业化程度的加深，职业足球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当比赛的胜利带来的不只是单纯的喜悦和荣耀，而是丰厚的报酬和赫赫名声，上至俱乐部，下至球员，对胜利的渴望程度不言而喻，有时难免会将规则与道德抛之脑后。球员服食等违禁药品、球场上恶意犯规甚至伤害对手、俱乐部贿赂裁判或工作人员等种种丑闻屡见不鲜。业余足球并不是不存在这些问题，但职业足球的兴盛无疑加剧了其威胁程度，足球事业的健康发展因此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这也正是业余主义备受推崇的原因，它的阶级局限性与历史局限性也不能抵消它对于体育运动的重要意义。

　　“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一向被视为拥护业余主义的骑士。1894年6月16日，国际体育运动代表大会在巴黎隆重开幕，顾拜旦在发言中指出：“应当保持体育运动一如既往的高武的特点，以求它能继续有效地发挥教育现代民众的绝妙作用。人性的缺失致使人们常常倾向于将奥林匹亚竞技者当做马戏团角斗士。这两种体育模式互不相容，我们必须作出选择。功利思想和职业化风气正在对体育运动造成威胁，为避免之，在大部分国家，业余运动员们都制定了一些法规。”这次国际体育运动代表大会后来被追认为第一届奥林匹克大会，顾拜旦本人也似乎成了业余主义的代言人。但如果我们认真发掘背后的原因就会发现，顾拜旦所提到的业余运动员是相对于供贵族取乐的角斗士而言的，他推崇的其实是古奥林匹克运动所承载的爱与信念。正如他发言的另一部分所要表达的：“人毕竟不是两个部分——肉体和灵魂；而是三个部分——肉体、精神和品质；品质主要不是由精神而是由肉体形成的。古人懂得这一点，而我们则费尽心力才重新认识这一点。”事实上，顾拜旦此后曾多次避谈业余主义的问题，正是不希望人们有所误解，他在晚年最后一次谈到业余主义是这样说的：“对于业余主义的问题我觉得很可笑，首先我认为就不存在业余主义；其次，在起草运动员的誓言中从没有针对业余主义的，这是幼稚可笑的争吵，唯一要强调的是要求运动员发扬奥林匹克精神。”由此可见，所谓业余原则只是顾拜旦借以维持奥林匹克精神的一种手段，随着时代的发展，手段自然也需要不断更新，不变的是“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

　　上文曾经指出，近代中国对于世界体育界潮流的反应是比较滞后的，也正因为如此，近代中国足球在本质上始终属于业余足球，得以保持其纯洁性。球王李惠堂在谈到学习足球的宗旨时是这样说的：“简单说是有三个大目标：第一是求人格的修养；第二是求高尚的娱乐；第三是求身心的锻炼。从合理的足球训习和比赛当中，可以养成忠勇、仁侠、机智、廉洁、知耻、明礼、有恒、互助、公正、服从、团结、真诚、涵养、守时、信义种种的美德，和临难不苟、逆来顺受、动作敏捷、肩艰任巨、随机应变、见义勇为、百折不挠种种的本领。”他的观点可谓与顾拜旦推崇业余主义的出发点不谋而合。近代中国并不具备现代体育的传统，人们对于足球这种看似粗野的运动有着曲折的接受过程，这其中业余主义贡献良多。首先，参与者只是把足球作为强身健体的休闲娱乐，并不是“江湖卖艺者流”，这更容易说服人们练习足球、观看足球比赛。职业运动员当然也应该得到尊重，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业余主义确实更有助于足球的推广。其次，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公平竞争、重在参与等体育理念，还有各种体育规范和礼仪，也让克己守礼的中国人认识到，足球不是野蛮人的游戏，它要求参与者具备良好的个人修养，还可以磨炼参与者的意志品质。事实上，道德和礼仪在近代体育书刊中一直占据着相当大的篇幅，宝贵的体育精神也逐渐成形。

　　这也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业余主义的价值。从表面上看，业余主义只是一种要求体育运动的参与者必须拥有正当职业，只将运动作为休闲娱乐的原则，甚至开创业余主义的英国绅士们还把业余主义作为限制中下层人民接触体育、维持自身社会地位的手段，但是至此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业余主义的意义与作用远不止于此。它不仅是将体育运动广泛传播的一股重要力量，还蕴含着许多珍贵的道德品质与体育精神。正因如此，在体育已经高度职业化、商业化的今天，业余主义仍然值得我们去研究，去学习。尤其是对于将业余性贯彻始终的近代中国足坛，追溯业余主义的由来及其演变过程，以及分析它的价值与局限性，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近代中国的足球运动。

　　汲梦喆，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原文刊载于《民国研究》第34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