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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澎湃思想市场7月9日刊登孔德罡教授写的《“苏超”：最“职业”的业余联赛写就的中国足球启示录》一文（下面简称“孔文”）中，文章认为“苏超”的爆红暴露了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不职业性”，盖由于中超没有在本地球迷中建立社区认同感，球迷此前主要因为成绩缘故支持江苏队，因此在江苏队解散后江苏职业足球便失去号召力；苏超立足社区和地域认同，因此反而成为江苏足球的代表，获得大量的地方认同，成功出圈爆火。孔德罡教授批评道：“我们的职业联赛（指中超为代表的职业足球体系），‘文’没有做到感召本地球迷，促进地域感情，‘武’也做不到商业盈利，扩大产业规模，再加上始终无法成为独立的、不对国家队成绩负责的纯粹商业联盟，终于让球迷们失去了对职业足球的信心。”因而呼唤“一些纯粹娱乐的、不宏大叙事”的足球。

　　2025年7月6日，2025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6轮：宿迁2-2连云港。

　　虽然孔德罡教授在文章最后强调“‘苏超’与职业联赛不是对立的，也不可能互相取代，任何二者之间被挑拨起的冲突，本质都是荒谬的”。但是，如果立足苏超去反思中超，尤其是通过苏超的爆火证明中超的不职业，这是否也是一种“制造对立”？不过，更关键的问题在于，该文的批评是完全脱离国际上主流足球联赛（如欧洲五大联赛）的运作逻辑的，所以实际上存在不少值得商榷之处。

　　孔德罡教授用苏超批评中超“不职业”的逻辑是：苏超更具代表地方社区联合体（“从足球运动社区联合的本质溯源角度来看，‘苏超’的球队首先在地域代表性上远高于职业球队”）的特性，并且从商业角度苏超也更能取悦球迷（“‘苏超’也没有什么要提出国内先进、世界领先的技术水平的野心，纯粹只是为了取悦球迷”），然而这两个论据都无法证明某一方比另一方更加“职业”。

　　如果从社区联合的视角来看，基于社区的低级别球队显然比本国的高级别球队更能代表社区联合，孔德罡教授提到的“地级市对大多数市民来说更为亲切”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这个总体结论的推论——一个国家的业余联赛的球员每天都要跟社区里的其他人一起工作、生活。在中国，这种基于“熟人社会”自发结成的社区，可能更接近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田毅鹏等人描述说 “浓郁的单位氛围使得这一空间具有明显的封闭性……在集中的工业社区里生活工作的人们虽然岗位分工有所不同，但其生活方式却具有相当的‘同质性’，形成了带有地方特色的‘社区文化’。这里所说的‘地方特色’，狭义地说就是‘一个地方的场所感’‘是使人能区别地方与地方的差异，能唤起对一个地方的回忆’”[1]。单位的足球比赛甚至比苏超更社区化，苏超球员和一般市民距离相当远。而改革开放前的全民健身，也通常以单位为基础开展。可以说，这才是真正的“足球社区”。而改革开放对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冲击和社会原子化程度的增加，必然导致足球的社区基础被动摇。

　　作为类比，江苏男篮的代表江苏南钢在世纪初球市相当爆火，主场南钢体育馆上座率为85.68%，比当时颇具统治力的广东宏远还高[2]。南钢球市爆火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南钢的工人比较容易获得球票，早期南钢球迷很大程度上来自同样的单位（即社区）[3]，对球队的忠诚度非常高。然而，江苏男篮因为南京球市的衰退早早地搬离南钢体育馆[4]，早就脱离了社区阶段，如今的江苏队，很难说是扎根南京的社区。

　　因此，固然职业足球具有一定的社会属性，球队老板不能完全无视地方球迷的意见，要关注足球俱乐部作为公共遗产的传承[5]，但是这主要针对的是球队持有者的责任。而在2025年评价职业体育职业性时采用“唯社区论”，本质上是忽略了中国竞技体育已经越过了扎根社区的阶段。当代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的球迷早就超越封闭的社区，并且随着国有企业职工占比减少、互联网用户扩大、社会的原子化加速[6]，传统的社区逐渐崩溃，现代的小区更加碎片化很难形成有机的社区，所谓的“社区基础”在当代中国没有足够坚实的土壤。

　　哪怕对比欧洲，没有任何理由用扎根社区的业余联赛去挑剔职业联赛“不职业”——难不成我们可以用联曼FC[7]去为曼联和曼城经营的“不职业”挑刺？这就涉及孔文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商业性。

　　孔文认为苏超从纯商业的角度更好的理由，是苏超更能取悦球迷。但是这涉及一个问题，即何为“取悦球迷”，高度职业化的联赛都有不少取悦球迷的内容，例如每年欧冠决赛开幕式会邀请知名歌手现场演唱欧冠主题曲。但是归根到底，职业足球联赛首要内容当然是进行比赛，不能让这些取悦球迷的因素喧宾夺主。如果真的要取悦球迷，那应该每场比赛都开演唱会，让海内外艺术家、偶像现场献唱，那吸引的人说不定更多[8]，更能讨好观众，但这跟足球有什么关系呢？显然，现在看苏超的观众，恐怕相当一部分（甚至可能是多数）之前压根不是球迷，他们不懂越位、合理冲撞、直接任意球、间接任意球、手球等等足球的规则。对他们来说花10元看演唱会和10元看场球没有本质区别，这大概就是“文旅项目”一词的内涵了。

　　与之相对，职业足球经营已经和现代企业一样高度理性化，需要计算成本收支，取悦球迷所做的支出显然是有限度的，当这些活动吸引球迷所带来的资本收益的边际收益为负的时候，就不应该投资这些取悦球迷的行为。英超豪强上涨季票是否是一种不取悦球迷的行为[9]？然而这就是职业足球，其背后的所有者不可能以取悦球迷作为主要目的。当足球从一个纯粹的社区代表向上发展的时候，其和具体社区的纽带只会愈发淡薄，中国足球在脱离体工大队、职业化的进程中，实际上已经迈过了和社区关系紧密的阶段。

　　回到苏超本身，如孔文所说，苏超倒是有取悦球迷的方式，比如杨笑天胳膊打到进攻球员脸上（疑似肘击），裁判没有吹罚，赛后苏超官方顺应民意给杨笑天禁赛一场。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出现在各大职业联赛之中的，因为按照主流足球联赛规则，杨笑天逃过黄牌，可能逃过红牌，但是断不至于追加禁赛处罚。职业联赛有一套自己的规则，需要遵循足球的规律，不能以取悦球迷作为优先政策。更何况，球迷群体本身是复杂的，有的球迷想要禁赛，有的球迷反对，在没有进行普遍投票的情况下，声量大（而非人多）的那批人可以通过霸占传播媒介代表民意，反对者因为“沉默螺旋”只能噤声，成为“沉默的多数派”。而扩大自己的声量更多地靠着是团体的动员能力，以及通过道德批判煽动民粹的能力。在足球这种高度情绪化的运动中，这种事情并不少见。足球球迷的政治化更是屡见不鲜，现在臭名昭著的亚速营的历史可追溯到1982年成立的哈尔科夫冶金工人足球俱乐部的狂热球迷组织，而拉齐奥的右翼球迷则为墨索里尼的曾外孙呐喊，对各个黑人球员施以种族歧视，哪怕经常被处罚也怙恶不悛，一定程度上劝退了不少想要加盟拉齐奥的黑人球员。这种少数球迷凭借强大的动员能力可以改变球队现实的情况屡见不鲜，如果俱乐部为了取悦这些“球迷”，那么意甲大概早就成了没有黑人的种族歧视联赛。

　　至于苏超能否作为镜子批评中超商业化，笔者也颇为怀疑。固然，中超有很多不“职业”的地方，尤其是金元足球时期，中超球队高度依赖母公司注资、肆意花钱导致2020年后中超球队大破产，以当年冠军苏宁为代表的一批老牌中超球队破产解散。但是和孔文说的不一样（“‘武’也做不到商业盈利”），足球并不是一个以盈利为主要目的运动，播客《橘猫看球》的主播橘猫老师就指出，足球绝对是投资收益最低的项目之一。根据意大利媒体CF的统计，2024-2025赛季五大联赛收支计算结果都是净亏损的，其中意甲净亏损3.7亿欧元位居各国之首。作为世界足球联赛标杆的五大联赛已经如此，更何况其他联赛？以能盈利要求职业足球本就不符合办足球的规律。

　　更何况，苏超作为完全不需要考虑盈利的联赛，使用低价门票本就可以吸引观众，这不构成对职业联赛的指责。如果要花上百元去看比赛，那极可能劝退一批看热闹的人（当然，具体劝退多少人还有待更细致的分析）。孔文将“球队依旧不足以通过门票收入盈利”作为反驳“如果票价涨到和我们一样几十一百就不会有这么多观众”的理由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实际上没有任何俱乐部能靠着门票盈利，以职业化程度较高的AC米兰为例，AC米兰23/24赛季收入4.57亿欧元，其中比赛日收入（即门票）仅7000万欧元[10]，而AC米兰主场上座率已经达到座无虚席的地步，上赛季（2024-2025赛季）平均上座人数达到7.1万人[11]。虽然说AC米兰吃到没有自己球场的亏，但是显然中超大部分球队也没有自己的球场，使用的都是属于地方政府的球场[12]。所以比赛日收入在职业球队中收入比重不高，以北京国安等强队无法靠卖票盈利批评中超并不正确。

　　在文末，孔德罡教授提到了“中国人只热爱赢，而不热爱足球”的观点，他认为苏超的存在是对这一现象的突破：

　　“那么，‘苏超’的出现怎么会是负面的呢？‘苏超’的出现恰好分担了一部分职业足球平时承担的压力，它有力地证明了‘职业联赛’路线在这片土地上也不是不能成功的，只是我们需要一些另辟蹊径，也需要一些纯粹娱乐的、不宏大叙事的心态；此时，职业足球的从业者们，也许能有更宽松的空间，去应对始终挡在他们头上的那片关于国足成绩的乌云。”

　　然而，苏超真的是“没有绩效赢学”的联赛吗？实际上，苏超赛场上因为裁判尺度宽松，所以有大量的战术犯规（因为不用吃牌），杨笑天那个犯规就属此类；而且各个比赛也不乏大尺度动作，比如泰州队郭家宝在比赛中没踢到球踢到人的动作（容易让人想起C罗在双红会对琼斯的动作），淮安门将李世恩因为失误导致丢球恼羞成怒，直接放倒庆祝的常州队员，这是一个红牌动作。很多人鼓吹苏超，曾经强调它的竞争性，说明它和中超不同，这些场上的大动作恰恰说明竞技体育中“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经常只是口号。现实中，哪怕是班级联赛中，同学们朝夕相处那么久了，情绪上头照样会对抗冲撞，甚至打起来。苏超并不是什么温良恭俭让的联赛，当球迷嘲讽常州一分未得，常州球迷呼吁球队努力的时候，这就不可能是一种无视绩效主义赢学的绅士运动。

　　孔文指出苏超运用江苏省“十三太保”的地域矛盾来增加火药味，那就必然会面对地域之间的嘲讽。韩起澜有一本专著《苏北人在上海》，研究的是苏北人的身份是怎么在上海被建构的。实际上，对苏北[13]有刻板印象的人何止上海人？江苏内部都互相歧视，存在刻板印象，这种矛盾之下，怎么可能存在没有“绩效赢学”的比赛。实际上，竞技体育既然要排名，那么就不可能没有绩效，也不可能没有赢学，职业体育同样也看重绩效和赢学，AC米兰主教练丰塞卡带队成绩不尽如人意所以下课，某支球队管理层因为战绩不佳被老板炒鱿鱼，这种情况屡见不鲜。职业联赛的球迷更是重视绩效的，当球队战绩差，现场看球的球迷数量自然而然就会减少——2024-2025赛季AC米兰主场上座人数排名意甲第一，与之相对的2014-2019年米兰低谷期，米兰主场上座人数只能排在国际米兰和尤文图斯之后，甚至2015-2016赛季AC米兰上座人数不如国际米兰、尤文图斯和那不勒斯，仅仅排名意甲第四[14]。

　　且不谈在竞技体育里谈论“享受运动本身”的意义何在（竞技比赛本来就是以“既分高下也决生死”为目的），在有悠久儒家优绩主义传统的中国，努力奋斗、取得赢本来就是一种道德正当。“天命观”被赵鼎新视为中国优绩主义的开端[15]，子曾经曰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现在的人们早就不信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天命既然退隐，理性转尸其位，可不得努力奋斗取得绩效上的赢，无论是富贵或其他层面，自然谈不上从其所好、享受过程，一如大量的苏超支持者认为自己才是让中国足球崛起的道路一样（这也是一种赢）。苏超的支持者不可能摆脱绩效，更别谈什么“快乐足球”了。更何况，“快乐足球”这个概念在中国广为流传来自于率领中国队进入世界杯正赛的主帅米卢，而米卢之所以被中国球迷怀念和鼓吹，主要还是他带领那支强大的国足首次进入世界杯，如果是扬科维奇和卡马乔，甚至沈祥福说这话，恐怕认可的人也没有那么多。显然，“快乐足球”本身就是绩效的结果，“自娱自乐”的“纯粹足球”本来也不存在，只要比赛就需要决出高下。

　　如果真正讨论“纯粹的足球”，那不可能是不追求胜利和优绩，而是受到非足球、非体育的因素的干涉更少。但是苏超这种“纯粹”，能否长期保持？

　　苏超和中超孰优孰劣的争论在社会上将会继续。但是，鉴于孔文涉及“职业性”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要理解：中国足球职业化是为了减轻负担、从制（体工队）向市场化过渡的过程。这意味着，职业化和中国改革开放一样，都会因为失范而出现大量非理性经营的现象，例如溢价买人、工资开价过高、房地产商通过投资球队换取土地等短视的行为，与此同时，金元中超球队既没有趁势建立自己的球场增加收入，也没有培养自己和球迷的长期纽带。与此同时，如果对比五大联赛的球迷，中国球迷在对球队的支持力度上也存在明显的不足，无论是球队投资人还是球迷，若想真正职业化，都需要改变自己的观念，以经营长期的关系为主要目标。苏超这种炒作地域矛盾的吸引观众的联赛很难维持观众对足球的长期兴趣，相较于球迷关注俱乐部的历史、现在的球员、管理层的转会，苏超球迷更关心恐怕还是地域关系的问题。历史告诉我们，为了苏超这种业余联赛因为缺乏长期的物质激励导致对抗性不足，进而大力炒作地域矛盾的话，结果大概是失去了足球属性的独立性，使自身卷入到各式各样的地方矛盾的冲突中，成了为其他因素做嫁衣的联赛。

　　中国足球的职业化过程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虽然职业联赛建立起来，但是制并没有完全从足球领域退出。从青训角度来说，各地体育部门为全运会不断培养的球员活跃在职业联赛中，制依然是为青年球员兜底的基础——虽然相比于职业化以前的待遇要差很多，职业联赛无法真正脱离制存在。正是这种不完全职业化，尤其是青训方面对制的依赖，金元足球时期房地产商通过投资球队换取土地指标的操作就是“半吊子”职业化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半吊子”职业化也让国家队的重要性远远位居职业联赛之上，为了国家队的成绩，甲A可以取消升降级[16]，广州恒大和天津天海差点成为国足集训队加入中超竞争[17]。中超过去的部分乱象确实是职业足球和制之间复杂的关系引起的。因此，如何调整地方政府和中超之间的关系，让地方政府给予对地元职业俱乐部适度的扶持以增强其和本地球迷的联系，但是要避免对俱乐部的亏损负有无限责任以至于出现科尔内所谓的国有企业“软预算”现象。这种扶持力度远远不如江苏各级政府对苏超的支持，但是有利于推动足球的职业化，毕竟，职业足球确实有其“公益性”的一面，这也是地方政府必须要支持的内容。

　　虽然中国职业足球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但是孔文用一个不需要考虑收支平衡的苏超批评中超的“不职业”是欠妥的。寄予太多希望在“苏超”身上，将其视为突破中国足球职业化瓶颈的“灵丹妙药”，本质上是一种忽视足球发展规律、脱离实际的美好幻想。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苏超”的火爆虽然在短期内吸引了大量关注，但其本质上仍是一项由政府主导、以地域娱乐和文旅推广为主要目的的业余赛事，目前还没有创建一套能够长期吸引观众、实现自负盈亏的经营方式，如果江苏各个市的官方媒体像对待职业队一样不再让苏超占据头条、苏超票价回归职业足球的平均价格、人们对围观“十三太保内斗”的热情过去，苏超是否能够继续维持热度、扩大足球在市民中的受众，或者向扎根专业青训的组织转型呢？无论如何，苏超和职业所走的并不是同一条道路，我们很高兴看到苏超的爆火，但是以苏超批判中超的职业性并没有太多的合理性。

　　[1] 田毅鹏，漆思：《“单位社会”的终结 东北老工业基地“典型单位制”背景下的社区建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57页

　　[3] 很多人不了解江苏篮球的历史，还在问谁正统？一名40岁的老球迷写给江苏的新球迷。

　　[9] 热刺的列维、阿森纳的克伦克、曼联的格雷泽家族没少因为机票涨价被球迷批判。

　　[13] 一般指的是地理上位于长江以北的诸地级市，如徐州、盐城、连云港、淮安和宿迁，还经常包括扬州、泰州、南通甚至南京

　　[15] 赵鼎新：《儒法国家:中国历史新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58页

　　[16] 这是为了“一切服从服务于世界杯”，因此实行了2001年甲A只升不降，次年不升不降。此举引起了2001年的“甲B五鼠”事件。